三星确认今年将开发可卷曲和可滑动显示屏 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

换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险、投资与养老载体，而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保障是这个体系更为广泛的功用所在。

无论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造成多少国际收支赤字，美国自身的国内购买力并不会受到影响。两党都没有把国防放在首位，都同意在下一个10年削减1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用高利率的激进措施对付通货膨胀，加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的强硬美元政策从两个方面给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发达国家在转向浮动汇率后，出现了防范汇率风险的巨大需求。正因为如此，欧佩克国家在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1979年）中将原油的价格又提高了2倍。即便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私有银行依靠短期资本流动提供的信贷也能维持汇率的均衡。1958年末，西欧国家开始恢复货币自由兑换，消除了美国企业在西欧投资的主要障碍，使它们能够非常便利地从东道国汇回投资收益。

本文将重点分析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揭示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与美国为国际经济提供流动性而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是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问题的制度根源。虽然美元持有国的中央银行有权使用这些美元资金，但这些美元实际上是以存款的形式存在纽约的一个商业银行账户，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用该账户来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本币平价稳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把人们拖入不知深浅的水域，经济金融学强调，不确定就是风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市场变迁、社会演化等等没有一样是确定的，不确定因素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国际上也没有两次金融危机是一样的。然而，资本主义存活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金融资本寄生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当所有国家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陷入虚热实冷的境况时，恰如今天的情形，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便遭遇体系性危机。随着科技进步、生产设备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不断提高。有金融市场就有金融投机，就有资产泡沫，进而就有金融危机。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太庞大，庞大到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逼迫政府必须进行救助。凡此种种构成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在大危机之后，都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被抑制了。

全球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强化了马太效应，社会必需的公平公正被不断忽视。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大学毕业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不太容易找到最能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抑制了他们的成长空间。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大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回归客观事实，回归经济学所应遵循的常理，重新发掘凯恩斯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价值。……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

可以说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我担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全球化，与金融资源高度垄断于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而形成的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降低或防范所有的个体风险、每一个局部风险，并不等于就能有效降低或防范整体风险。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美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中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然而，大危机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投机成性、造假成风的资本主义。

正因一旦出了问题，必然有国家兜底，政府搭救，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上就很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如此，更加鼓舞和激励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投机性、嗜血性。

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则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重要金融工具包括各类金融杠杆的使用，集中在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手中。有鉴于此，着眼于资本主义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如强化监管，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政府不会认真吸取教训，因为政府早已成为资本所操控的政府，危机过后，当局依旧装模作样地认真地履行着监管的职责。美国是世界霸权国家，华尔街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中枢，滥觞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自然很快演变为系统性、全球性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⑧，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⑨。人不可避免会犯错，然而金融领域总有一帮人，有组织有分工地一直在努力诱导他人他国犯错误，从别人的错误甚至别国的灾难中大发横财。

)(12)金融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能够跨越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不用必须干的倒霉事而能赚到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然而，伴随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国家机器、国家政权非但不能有效节制驾驭资本，反而被金融寡头所控制所操纵，华尔街控制并操纵华盛顿，伦敦城控制并操纵唐宁街，权力为虎作伥，为资本保驾护航，政府的政策乃至国家的法律，不能恰当地体现大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而是越来越多地代表私人利益与集团利益。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风险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其影响堪比1929-1933年大萧条。然而，全球化导致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国家失去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失去了就业借以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能借债度日，债务负担越背越重。

然而，西方经济学者看到的只是经济表象。当赌徒筹码不能为继时，就会终结一场赌局。

金融大危机引致经济与社会大冲击，重挫各国执政党，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在危机爆发时执政的所有政府，近乎都被选民赶下了台，并被持对立政治理念的政府所取代。然而次贷危机过后，美国引擎近乎失速，中国引擎明显放缓，西方七国难提当年勇，金砖国家光芒也不再四射，世界经济阴霾挥之不去。但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跌破世界范围内美国问题专家的眼镜。十分不幸的是，现在的小针越来越多。

然而，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0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国经济在历经2008-2009年的负增长之后，2010-2016年实际GDP增速在2%左右，直至2017年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并未出现经济周期中应有的高涨。21世纪之后的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单个国家，还要控制整个国际，控制可以控制的所有资源，实现金融资本的全面垄断。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而引起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是造成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⑤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明确表示，希望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道琼斯股票指数(DJIA)2009年跌到最低点6469点，然而到2017年底飙升到24719点，上涨380%。

资本主义体制机制局部与环节的溃疡面越来越大，风险已经防不胜防，由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正在向系统性危机演变。西方经济学者倾向认为，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中国和其他顺差国家的过量储蓄，资助了美国的借贷消费和房地产盛宴。

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导致一系列困难的出现，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为了赚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投机、欺诈、海盗、贩卖奴隶、种植与销售鸦片、战争等等。

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中小型企业首当其冲。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一般银行的风险似乎趋于收敛，然而影子银行的风险在不断增加。